去海外打工旅行,到新西兰、澳大利亚摘蓝莓、奇异果,已成为打工人跳出牛马日常、憧憬“远方”的淡班味儿叙事。
但真正走出这一步的多为自称“贫穷女孩”的女性,对她们来说,打工度假生活缺乏浪漫主义色彩,没有度假,只有打工,是“逆天改命”的稻草。“在这么艰苦的人生里,如果我连自己喜欢的东西都不去追求,那我这螺丝钉人生里,可就真的只剩下苦难了。”2017年9月17日,24岁的Lily孤身一人,降落在了悉尼机场。
这是她第一次来到澳大利亚,来不及对异国的一切兴奋,脑子里不停盘旋着一个尖锐的问题:自己要如何生存下来?
计划中,她要在澳大利亚至少待上足足一年的时间,但账户里只有500澳元,换算下来,还不足3000块人民币,连在国内一线城市租一个月单人间的费用都不够。
接下来的一个礼拜,Lily几乎足不出户,窝在青旅,不停去检索着网页上的招工信息,可投出的简历迟迟不见回音。住宿费一周120澳元,两周住宿费一次就缴清了240澳元,每天吃饭还要30澳元。第一周的最后一天,存款耗尽的她总算通过Facebook,找到了一个去处——一个女孩告诉她,两个小时车程外的小镇上,有一座农场正在招人收割生菜,只要她愿意,马上可以开始。
这份工作称不上多么体面,一小时19澳元的薪水也并不丰厚,但也足够雪中送炭。坐在去往郊外的大巴车上,Lily眺望着渐渐远去的都市轮廓,心中感叹,无论如何,打工的日子终于来临。
Lily既非留学生,也并非游客,而是一名持有WHV签证的打工者。WHV(Working Holiday Visa),又称打工度假签证,由新西兰或澳大利亚政府发放。持有此签证的外国年轻人,都可以来到新西兰或澳大利亚合法工作,签证一次,有效期一年。新西兰、澳大利亚分别于2008年、2015年向中国大陆地区开放WHV。
这几年来,通过申请WHV到海外,俨然已经成为了一个热门现象。2017年,《人民日报》曾有过报道,在新西兰打工度假签证开放申请的当天,由于申请人数太多,官网一度崩溃。短短两个小时内,1000张签证被一扫而空。目前,对于持有中国护照的大陆公民来说,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接受打工度假签证申请的两个主要国家。申请条件都限制了18到30岁的年龄,要求至少高中以上(澳大利亚需要大专以上)学历,基础的英语能力和两三万元人民币左右的备用金(确保在当地的生活和返程机票费用)。
2017年9月15日,拿到签证的当天,Lily就买了第二天飞往悉尼的机票,“订完之后,我才告诉我爸,我明天要走了。”
“因为它很划算。虽然是旅游签证,可是有了这个签证,还可以打工。对于我们这样家庭条件普通,又想要出国看看的人来说,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。”Aray来自四川,2023年10月来到墨尔本,当前已经在澳大利亚生活了一年。和Lily一样,一落地,她就开始拼命地寻找打工机会,最终在半个月后,进入了一家农场做起了摘橙子的工作。
小李毕业于一所211院校,曾在西安的一家建筑行业国企就职,2023年,在得知自己中签后,他没有丝毫犹豫地辞掉了稳定的工作,冲进了赴澳打工的队伍。一方面,是因为“有一个到外面看看的机会很难得”;但最重要的方面,还是为了多赚钱,甚至“80%的原因是因为钱”。
在来到澳大利亚后,他一刻没有休息,马上联系了一个华人老板,跑到工地里安装起了石膏板,身份也从从前高高在上的甲方,变成了一名灰头土脸的建筑工人,每天抱着电钻,在墙壁上戳出一个个窟窿。对于这样的转变,小李无所谓,“因为来之前已经做好了准备”,而且时薪25澳元,一天十小时,一周六天,每个月算下来,能赚上6000澳元,较之从前5000元人民币的工资,足足增长了5倍有余。
甚至他还另外找了一份兼职:每个礼拜天,跑到附近酒店里面去打扫房间。整整三个月,几乎一天没有休息过,整个人忙得像是停不下来的马达。
社交媒体上,通过WHV签证,去国外打工早已成为了热门话题。在小红书上,有人声称打工两年攒下了近五十万元人民币;也有人自言通过打工,一举还清了几十万块的网贷。显而易见,WHV虽然名为“打工度假签证”,但在大多数奔赴异乡的年轻人眼中:没有度假,只有打工。
由于WHV规定申请人不得在同一个雇主处工作超过6个月,且为了第二年续签,WHVer需要不断辗转于各类工种:农场采摘、景区服务业、矿山碎石。
尽管能够合法工作,但对于工作类别,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政府有着严格的限制。打工者所能从事的,往往只有最基础的体力劳动。
Lily也踏上了打工流浪之旅。她最初的目标是,攒够10万元人民币,就去世界旅行。
刚到农场时,Lily不知道昼夜温差大,没有带厚衣服,冻得瑟瑟发抖,一位小伙伴送了她一件黑色大衣,她一直到现在还在穿。她在农场租了一个单人间,房屋是集装箱改造的,一周租金一百三十澳元,虽然简陋,但好在有独立卫生间,随时可以洗澡。
▲ Lily穿了五年的黑色大衣。图 / 讲述者提供
从早上六点开始,到下午六点结束,一周六天。除了午休时间,十个小时里,她都蹲在地上,保持着弯腰姿势,像只扑腾着翅膀的鹅,砍刀在手中不停地抬起落下。收割、装筐,然后搬运,她重复着一成不变的机械运动。
装满了生菜的筐有二三十斤重,抱到几十米开外的车里,再用双手一个一个高高摞起来。每天结束工作,Lily双臂酸痛得几乎举不起来,瘫在床上,连起身做饭的力气也没有。她有自己的解决之道:那就干脆不做饭了,天天吃零食应付,不是泡面,就是巧克力。
如此辛苦,一个月攒下来了将近三千块澳元,付出的代价是“直到现在,肩膀上还有伤”。
在农场做了半年后,她只身去往了一个偏远的小镇。因为澳大利亚政府有要求,打工者想要续上第二年的WHV,就必须要在偏远地区,至少工作三个月。
凌晨搬家,因为钱不多,Lily没钱打车,大箱小箱好不容易拖到火车站,火车还有一个小时才来。又冷又困的她躺在车站椅子上打算睡会儿,结果路过的小孩还去面包店给她买了吃的。
小镇是矿区,条件艰苦,人烟稀少,放眼望去,只有黄沙,几乎见不到一丁点儿绿色。苍蝇倒是很多,漫天飞舞,“有一次我刚说话,马上吞了一个。”
矿工们只需要挖上两周矿,就能获得两周的休息时间,不过这与Lily无关,她没有假期,寸步不能离开,只能不停干活。那时候她一口气找了两份工,一个工作是在工厂的实验室里面,用机器把矿石碾碎,查看成分,需要凌晨四点爬起来出门,一直做到上午十点;休息不了多久,又要跑到酒店做服务生,一直站到晚上九点才能结束。除了睡觉就是工作,几乎日日不得闲。
累得受不了的时候,她就想想10万元的目标。培训时,管事曾反复强调,看到金矿不准偷,抓住会很惨。“我在打磨的过程中,倒是看到过颜色金黄金黄的东西,但我听话没拿。可能错过了一个亿。”Lily开玩笑地说。
在矿区凑满了三个月后,她决定返回到城市附近,但由于缺少人脉关系,害怕找不到工作,她选择了回到之前的农场继续收割生菜。事实上,那时她在金钱上面并不紧缺,打工近一年,账户上已经有了十万元人民币的存款,足够支持她好好休息一段时间了。
但她不敢停下来,“忍不住给自己施压”,“不停内耗”,总是在想:十万块钱花完了要怎么办呢?打工已然成了一种习惯,像一辆刹车失灵的车子,一旦冲起来,根本停不住。
▲ 如果不用打工,澳大利亚的农场景色真的很美。图 / 讲述者提供
小杨的打工生活同样是从农场开始的。18岁那年到达新西兰后,她先在一家小镇上,摘了三个月的奇异果。随着采摘季的结束,她又赶去了另一座小镇找了当一份在蔬菜罐头厂的工作,做夜班,从九点到第二天清晨。车间里水蒸气弥漫,像在桑拿浴房,她浑身湿透,一边对抗着睡意,一边盯紧了流水线。有一天,有人在番茄生产线里发现了一只死老鼠,这给她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,以至于后来,“一闻到番茄的味道就反胃”。
夜班钱多,她昼夜颠倒了四个月。白天也不闲着,每天早上一下班,她立马要奔赴到附近的农场去采摘蓝莓,六点开始,忙上两三个小时才回到住处,一觉睡到午后。
Aray来到澳大利亚后,通过中介,找了一份农场里摘苹果的工作。她要爬上高高的金属梯,将一个又一个果实塞满采摘袋,再背着这十几斤的重担,从半空中一步一步挪回地面。只要不下雨,每天都要这样爬上爬下八九个小时,顾不上来喘息,因为摘少了,会被老板开除。日复一日,天天采摘几百斤的苹果,填满整整8大桶,累到她“时时刻刻想要拎包跑路”。
如此辛劳了三个月,她和朋友实在无法坚持,便带着赚来的13000澳元,果断辞职。后来在别人的介绍下,进入肉厂,从一个烈日下的水果工,变成了整日举着高压水枪,对着墙壁和地板不停滋水的清洁工。时薪虽然35澳元,但依旧是体力活,要一天到晚攥紧了扳机,虎口生疼。长期的身体损耗,让她得了腱鞘炎,“每一天夜半醒来,手都无法展开”。
“拼命打工”,几乎是每一个打工度假者身上的标签。原因不难理解,因为签证有时效限制,对于亟需金钱来实现目标的人来说,一分一秒容不得荒废。但并不是每一个旁观者,都能理解他们的行径,网络上的冷嘲热讽随处可见。一些当地华人看不起持有WHV签证的人,诋毁他们“穷得要死”“来到国外只为赚钱”,对此,Lily很愤慨,“来这不为了挣钱,那我们来这里干嘛?”
在她看来,这是因为打工者赚的钱比一些当地人还要多,所以引发了嫉妒和不满。但他们很少意识到,“这些钱是用时间和生命换来的”。
对大多数的打工者来说,身体上的劳累不可怕,真正可怕的,是找不到工作。找短期工,一定程度上只能依赖于运气。
小李对此深有感触。为了凑齐在偏远地区工作的时间,在做了三个月建筑工人后,他动身前往了一个偏僻的小镇,本来以为马上就可以找到工作,结果到了之后才发现,“全世界的人都来澳大利亚打工了,狼多肉少。”
雪上加霜的是,那时候他刚买完车不久,还花了一笔钱去考取开叉车的执照,在付完四个礼拜的房租后,全身上下只剩下了500块澳元。为了生存下去,他顾不上挑三拣四,到处找工作。起初找到过一份剪葡萄的活,在农场顶着烈日,举着剪刀,站在一人多高的葡萄架下,“曲项向天歌”了一天,脖子都快断了,还是被辞退了。原因在于他作为新手,卷不过来自其他国家的打工者。
打工者有的来自日本、韩国,有的来自法国、马来西亚。他们少则剪了三十几箱,多则剪了七十几箱,小李虽然勉强完成了28箱的最低要求,却位列倒数第一,“没想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竟然卷输了”。
他着急忙慌地找到新的工作、一份搬运箱子的活——每个箱子十公斤,搬一个箱子有不到一块钱的收入,只能干一天。
一天里面,他足足搬了五百多个箱子,换来了400多块澳元的现金。靠着这一笔钱,他支撑了一个月,直到进入了当地一家肉厂,开起了叉车。
不过,就算想要踏踏实实赚钱,打工者偶尔也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难题。小杨在新西兰工作时,曾遇到过黑心老板。那是在一家印度人开的农场,她四点起床,踩着露水,每天工作四个小时,“半截小腿都是湿的”。辛辛苦苦地摘了十一天的草莓,等到结算工钱时,却发现老板只给了440新西兰元。在当时,新西兰的最低工资为一小时16.5新西兰元,这显然并不合理。她不是没有尝试过劳动仲裁,可最终也没有等到任何结果。
对打工者来说,这不光损失了金钱,也浪费了宝贵的时间,尤其对于有着坚定目标的人来说,可谓打击沉重。乃至离开了新西兰多年,提及这件事,小杨依旧难以释怀,“我永远不会原谅他们。”
每个人在出发前,都拥有出走的决心,和必须要出去的理由。
小李是想成为跳伞教练。2022年时,他曾去美国做过一段时间的夏令营辅导员。正是在那里,他取得了跳伞运动员执照。从运动员到跳伞教练,需要累计跳伞五百次,这离不开大量金钱支撑,如果仅靠国内的那份工作,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。
小杨想攒钱留学。作为黑龙江普通家庭的孩子,为了“赚钱存学费去读幼教”,她选择以打工度假的方式曲线救国。2018年,她成功申请到去新西兰的机会,十八岁的年纪,孤身一人出国打工。3万多元保证金是和亲戚借来的,全身上下只带了1000元新币,颇有些破釜沉舟的味道。可惜打工了一年,最后虽然攒下了五六万元人民币,面对三年三十几万的学费,想要留学,“有点儿做梦”。
签证期满后,她不得不返回国内,重新进入高中。毕业、高考、进入大学,人生似乎走上了一条按部就班的道路,不过在内心深处,那个要去留学的念头却始终未曾熄灭。于是在2023年,随着大三学业结束,小杨卷土重来。这一次,她瞄准了澳大利亚,依然是打工,依然是攒学费。
Aray来到澳大利亚,是为了还买房的钱。2023年,她跟亲戚朋友借了十万块钱,凑齐首付,在成都买下了一处住宅。按照原本的计划,只需一年,就能还清借款,然而她忽然接连遇上了两次降薪潮,月薪直接降到了7000块。
▲ Aray在国内工作时的公司。图 / 讲述者提供
既要生活,还要顾及每个月2900元的房贷,还债压力陡增。她想过辞职另寻出路,可放眼一看,教培行业不景气,其他公司一样哀嚎遍野。后来是在朋友的怂恿下,她决定申请WHV签证,到澳大利亚试试看。她之前没有出过国,对于澳大利亚也一点儿不了解,“只知道能赚钱,就来了”。
阿橙来到新西兰之前,是浙江一家初中里的英文教师。出国的原因是对工作感觉到疲倦,“每天都要板着面孔面对学生”。另一个重要原因,则是为了躲避“催婚”的困扰。尽管那时她只有27岁,却已经被家人视为大龄剩女,“被迫每周都要去相亲”,好像在完成KPI。
明明一件很个人的事情,却变得像公开处刑,这让阿橙感觉愤怒,也感觉无奈。2019年,她决定按下暂停键,瞒着父母,悄悄申请了签证,带上存款到新西兰待上一年,与其说是为了放松心情,倒不如说是为了避避风头。
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,持有WHV的中国大陆打工者里,男女比例并不相当。据小李的观察,女性比例要占到七八成。
阿橙认为,是因为WHV给了女性一个可以“喘口气”的机会,“比如说女孩子大学一毕业,好像结婚就要提上日程,但男孩子就算到30岁,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。”
而Lily看到的,是那些像她一样没有拿到太多好牌的普通女生,WHV成了她们渴望改变命运的救命稻草。
Lily清楚记得,2017年自己第一次申请WHV时,是在网吧,两台电脑、一台手机,从早上6点抢到10点,没抢到。她直接摔了鼠标,眼泪突然爆出来,根本止不住。
那是一种孤注一掷后的绝望。那时候她做着月薪2700元的工作,还遭遇男友劈腿,“班也上不了了,因为在公司里有太多回忆,在成都待着的每一天,我都感到快要窒息了,我必须离开。”
她还想过很多plan b,澳大利亚申请不到,就申请去新西兰,新西兰也去不了,就去全球穷游。从穷游论坛上,她知道,人总会有办法活下去的,有从义乌进货,然后去东南亚摆地摊的;有从上一个国家进货,然后去下一个国家卖的;还有用旅行经历变现的、代购的。要是途中完全挣不到钱,她就去打工换宿,甚至想过要去美国或者欧洲做Au Pair,帮本地中产家庭带孩子。
后来一位网友因为英语没过,要了她的信息,从外地随意登陆试试,竟然抢到了名额,就给了她,仿佛命运的安排。
“我太想出国了,太想挣钱了,太想摆脱自己的命运了。”
她将自己称为“贫穷女孩”:普通学历,普通样貌,普通出身,在重男轻女家庭养成了自卑感和讨好型人格——从小到大,爷爷奶奶没有给她过过一次生日;每次和堂兄弟玩耍,最怕发生意外,因为不论对错,挨揍的永远只有她自己。
穷游、打工度假,对很多年轻人来说还充满浪漫色彩,在海外从事体力工作,也成为打工人跳出牛马日常、憧憬“远方”的互联网叙事。
但真正走出这一步的女性,她们的画像并不浪漫,社交平台上WHV相关内容的评论区,充满了类似的挣扎:
“24岁本科毕业,家里有个弟弟父母的钱都是来托举他的。”
“26岁,中专毕业,英文不行,在国内容易焦虑,想出去。”
“初中毕业就开始辍学,恍恍惚惚进入社会工作,负债二十多万,打工三年还清所有债务还存了三十来万,想去澳洲留学却发现各种门槛,没有雅思,没有学历,目前迷茫。”
“普通人,县城都没房,英语稍微还行,想出国(打工),有没有女生一起,赚点钱,看看世界,回来东北买房躺平。”
Lily也很早就憧憬过“流浪的感觉”,那是和逼仄现实相反的“广阔的世界”。刚上大学时,她读到一本有关旅行的书,书中作者独自乘坐火车穿越西伯利亚的故事,让她深受震撼。于是等到大二暑假,靠着写网文赚来的积蓄,她开始一路穷游,如同一个吉普赛人,走遍了东南亚几个国家。
大学毕业,为了攒够去澳大利亚的备用金,她努力工作,但旅行社的工作再怎么省吃俭用,也要个一年半载。遭遇背叛后,她也没想到人可以爆发出惊人的能量,没有向父母求助,她独自花了几个月,用信用卡给别人订机票套取现金的方式,终于凑齐了费用。
出国打工看似是一个重大的决策,但一定程度上,其实每个人都是在碰运气。面对无法确定的未来,人们就像是走在一条没有灯光的街道,除了方向,前方一切全然看不清晰。
WHV一年期满后,所有人都要面临“要不要回国”的决定。一些人结束“暂停”、回归国内的生活,一些人的人生轨迹则在“意外”中被改变了。
小李攒够钱去当跳伞教练的计划搁置了,主要是因为遇到了爱情。不过,从国内211国企打工人,到澳大利亚肉厂叉车司机的生活,对小李来说本身也充满了“逆袭”的味道。
在国内时,靠着每月五千块的工资,小李只能选择合租,蜗居在一个小小的单人间里,出行要么公交、要么地铁。在澳大利亚,他靠着打工赚来的钱,很快就在墨尔本独自租了一套高层公寓,地点位于繁华的市中心,房间有着漂亮的落地窗,一个礼拜的租金300澳元,跟收入相比,不痛不痒。两个月后,他又花了8000澳元买了一辆二手宝马。
之后在肉厂工作期间,他结识了现在的澳洲女友。“如果和女友发展顺利,我会留下来。”
阿橙因为在幼儿园照顾小孩子的兼职,发现新西兰的教育更遵从儿童天性,顺其自然,不需要去刻意扮演严师的角色,这使得她重新燃起了做教师的热情,2020年WHV一到期,她便重新走进学校,去读教育专业。毕业后,阿橙留在了当地,成为了一名教师。
▲ 阿橙在一个学校看到学生的手工课。图 / 讲述者提供
Aray打算回国。在她看来,打工收入虽然高,但相较于自己降薪前的收入,还没有高到自己非留下来不可。她觉得留在澳大利亚打工过于辛苦,不光损害身体健康,也“看不到任何事业发展”。在还清了十万块钱的债务后,她决定明年年初就回国,回归到老本行。这或许与性格也有关,“以前我觉得自己独立生活能力特别强,但现在离开了自己的圈子后,我觉得自己并不适合独自生活。”
小李的一个朋友在肉厂工作时,因为受不了体力工作,罹患了重度抑郁症,最终不得不回国治疗。“他追求的不一样。”小李回忆道,“他在国内有房有车,有很好的物质条件。来到这里后,他常常抱怨不知道来这边是为了什么。”
Lily也认识WHV到期后,决定回国的打工者。她们的共同点是,家庭条件较为优渥,没做过辛苦的工作。在Lily看来,“他们只是过来体验一下人生”。
而对Lily来说,在澳大利亚这几年,是她所谓的贫穷女孩“逆天改命”的几年。
“我也不是一下子就下定决心的,有时候也是被逼着往前走。”而一次次被逼到墙角时的坚持和勇气,则让她看到了自己的更多可能性。
在她看来,让她一步步走出困境、一步步越来越好的,是“跳出了穷人思维”。
▲ Lily在社交平台分享“跳出穷人思维”。图 / 讲述者提供
打工的前两年,她一直活在不断打工却依然匮乏的焦虑中。
直到在澳大利亚的第二年,因为找不到偏远地区的工作机会,Lily没有办法第三次续签WHV,她第一次面临去留的抉择。
思考再三,她决定像许多留在澳大利亚的打工者一样,申请了一所商科学校。花掉六千澳元学费,却迎来变化。
持有学签的人,每两周可以工作40个小时打工挣钱。她先在一家中国餐厅工作了一个月,后来又考取了酒牌,换到了一家酒吧里做酒保。虽然那时候还在靠韩国寿司店卖不出去的寿司免费救济,住在车库里、“房东停车的地方和我住的地方就堆了几个纸板隔开”,但加上小费,账户里的存款开始多起来了。
等到疫情来临,澳大利亚政府解除了留学生的打工限制,她进入了拼命工作的状态,最高峰时,身兼三份工,不停奔波在饭店和酒吧之间,每天只有三四个小时用来睡觉。那一年,她赚到了在澳大利亚最多的一笔钱——税前10万澳元,将近47万元人民币。
2021年,学签即将到期,Lily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。是去,还是留,一时难以选择。
尤其是疫情期间得了新冠被房东催着搬出去时,她甚至想到订机票回国了。那时候她一个人被滞留在偌大房子里,没有水,没有电,躺在床上动弹不得,还被迫多花了1000多澳元把整栋房租下来。
“存的钱早已超出了我这穷人的预设,孤独无意义感也达到了极致,我该跳出这个牢笼了。”
可是当收到航班取消的消息时,她突然如释重负,“我竟然庆幸我走不掉”。
她说不清楚是在哪个瞬间真切地知道自己想要留下来,或许是想到那些对她说她笑容很美一定一直笑的人,或许是留恋每天热心载她回家的同事,或许是对回国后面对家人无休止争吵的恐惧,或许是还想多看看这里的蓝天白云、朝霞、晚霞。
▲ Lily再去农场摘草莓,已是“游客”。图 / 讲述者提供
“在这么艰苦的人生里,如果我连自己喜欢的东西都不去追求,那我这螺丝钉人生里,可就真的只剩下苦难了。”
她决定继续申请一所学校,换来又一个两年学签。2023年,她来到了西澳城市珀斯,进入一家护理学校,开始了研究生学业。半年后,她开始独自做起了护理工作,时薪最高达到65澳元,节假日可达90澳元到110澳元。
从打工旅行到读书转型,Lily在澳大利亚度过了一个女孩最宝贵的7年。除了一次次实现“赚钱”目标带来的自信,她发现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也被默默改变了。
让自卑感消失的东西,也许是在酒吧工作面对不公时说出的“I quit”;也许是澳洲男友在外出聚会时把肉打包溜回来投食的偏爱。但最重要的是,“只有我自己知道,我战胜了多少了自己才到今天”。
Lily现在一边实习一边做上门护理的工作,给老人喂药、洗澡、陪老人社交。曾有老人夸张地对她说:你知道有的人一进门就能把屋子照亮吗?你就是那个人。
还有位90岁老人拉着她聊了两个小时自己和去世的妻子的爱情,结果时间到了,做饭、洗澡、喂药一件事都没做。
老人马上拿出药往嘴里倒:好啦,药我吃啦,饭我等下再慢慢吃,你走吧。不过离别前,给我个拥抱吧。
他送她到门口,说门口的灯是专门为你们安上的,这样晚上你们下班出来,就能看到回家的路了。
▲ Lily晒出在澳洲最高的月收入,1.5万澳元相当于7万元人民币。图 / 讲述者提供